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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观于2020年，复观于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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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宝平仿佛书场的说书人，引领着读者穿越历史的迷宫，读者又升发着他的想象，同他一道拓展历史的疆域。”——李舫

   “郭宝平的叙述具有强大的说服力，他有实力来做为历史人物辩诬的工作。”——贺绍俊

    “主人公的历史形象和文学形象在这里契合，成就了本书历史视角的上乘之品。”——赵世明（明史学者）

     ”这正是我所期盼的用现实主义方法和传神之笔写出的高度历史性的小说佳作。”——马振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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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髙拱 已有珠玉在前 

 “且值国家多事之时，先为社稷万年之计。乃通海运，乃饬边防，乃定滇南，乃平岭表。制降西虏，坐令稽颡以称藩；威挞东夷，屡致投戈而授首。盖有不世之略，乃可建不世之勋；然必非常之人，斯可济非常之事。”

——明穆宗 朱载垕

  “锐志匡时，宏才赞理。当畿庭之再入，肩大任而不挠。位重多危，功高取忌。谋身近拙，实深许国之忠；遗俗似迂，雅抱殿邦之略。幕画得羌胡之要领，箸筹洞边塞之机宜。化椎结为冠裳，柔犬羊于帖服。利同魏绛杜猾夏之深忧，策比仲淹握御戎之胜算。在昔允资定力，于今想肤功。“高拱博大精详，渊宏邃密，经纶伟业，社稷名臣。……慷慨有为，公忠任事。迨殚内宁之略，益宏外御之勋。岭表滇南，氛净长蛇封豕；东夷西虏，烟消堠鹭庭乌。洵称纬武经文，不愧帝臣王佐。”

——明神宗 朱翊钧

“中玄（髙拱）是個安貧守清介宰相。”——海瑞

“近新郑公论大明，业已蒙恩追恤。而海内亦渐多思公功，有形之章奏者，可见直道在人心不容泯，是非未有久而不定者。”——沈鲤

“隆、万间所称最名相二：曰高新郑公文襄，张江陵公文忠。两公钟异姿，膺殊宠，履鼎贵之位，竖震世之勋，皆大略相埒。第不幸而以相倾之材，处相轧之势。以故袒文襄，则绌文忠；袒文忠，则绌文襄。然有识者恒致叹两贤之厄，何渠不涣枘凿，而埙篪之要，皆豪杰之致也。”——马之骏

“高拱以藩邸腹心，得君行政，慨然以综核名实为己任。其所条奏，铨政边才，凿凿可施之当今。练达晓畅，救时贤相也。”——傅维麟

“高拱内恃皇帝的殊眷，外用本身的识见和魄力，叱咤风云于隆庆中期以后的政坛，进行了重要的整顿和改革，为其后的万历朝十年大改革奠下基础。”“高拱是有明一代最有魄力、最有识见、最敢于改革旧制，而又能妥慎制定符合实际需要新规制的吏部尚书。他任职的两年半中，所谋划和推行的新法，实为明代人事制度掀开新的一页。”——韦庆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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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在政府机构服务多年，从事历史题材写作也有二十余载，出版过长篇历史小说。那是业余写作，且仓促成篇，因官职在身，也不便声张，但网上的评价颇高，我深感欣慰。为圆儿时之梦，也基于某种情怀，我辞去了职务，专心写作，可谓背水一战！这部小说是首战，出师顺利——选题获得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可谓天时地利人和，我期待这部小说得到读者的认可。

      历史小说所描述的人物、事件，乃至制度、风俗，距当代已然久远，为便于阅读，需要向读者做些说明。

      首相称谓。明太祖废中书省，逐渐发展为内阁辅佐皇帝处理政务，阁臣俨然宰辅。鉴于朱元璋废丞相，人们误以为明朝人称内阁首席大臣为首辅。事实上，时人较多以“相”代称阁臣。嘉靖四十五年，郭朴、高拱入内阁，内阁首席大臣徐阶请二人到阁视事的函件名为《郭东野、高中玄二相公到任请启》。可见，官场并不回避“相”这个称呼。既然习惯于以“相”称阁臣，称首席阁臣为首相，顺理成章。嘉靖朝兵部尚书胡世宁就上疏说：“不知何年起，内阁自加隆重，凡职位在先一人，群臣仰尊，称为首相。”海瑞所呈《乞治党邪言官疏》中有“（徐）阶为首相”的话；吏部公文《复巡城御史王元宾缉获钻剌犯人孙五等疏》中，也有“见徐阁下位居首相”这样的句子。这都是呈报给皇帝的正式公文里的表述，可信度无可置疑。曾主政内阁的高拱，在《病榻遗言》里说：“科道各相约具本，劾荆人交通冯保，唆使言官诬陷首相。”同样做过内阁首臣的张居正，在给友人的私函里，也有“白首相知，犹按剑也”之句。万历朝内阁大臣于慎行著述里写着：“新郑（高拱）以首相行太宰事……”吏部尚书张翰在《松窗梦语》里记述：“穆宗宾天，首相（高拱）奉皇太后懿旨免官，祸几不测。”综上，我的看法是：笼统地以“首辅”称明代的首席阁臣约定俗成，并无不可；但具体到嘉靖、隆庆、万历时期的内阁首席大学士，当时的官场即以“首相”称之，他们也以首相自称，今人以“首相”而不是“首辅”称之，是还原当时官场的称谓，更符合历史事实，也更能揭示他们所处的实际地位。

       真实与虚构。历史小说也是小说，而虚构是小说的特征。我不认为历史小说不能虚构；同时也主张，以真实历史人物，尤其是以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为主人公的历史小说，应大体真实。《大明首相》这部小说的人物、情节，绝大部分是真实的，有依据的。哪怕是偶尔出现的一个地名，都要多方考证。不妨说，这是一部纪史（实）小说。只不过，史料上简简单单的一句话，要描述场景，展开对话，需要合理想象，这不能称之为虚构。但如果历史学家对内容进行严谨考证，或许又认为有虚构。我不得不先向历史学家表达歉意，其实有些人物的名字、有些事件发生的时间点，我是清楚的，只是不能原原本本照搬，否则不成其为小说。比如，本来人物已然很多，每个人物都照历史真实搬进来，实在令人眼花缭乱！一些无关紧要的人物，有意张冠李戴，也是为减轻读者负担计。况且，既然是小说，就要有张力，因此对历史事件，不能记流水账，要根据小说的张力需要做出适当安排。

       历史氛围。历史小说虽然不能完全重现历史，却也不能不着力营造历史氛围。而营造历史氛围，要在还原当年的制度、风俗，使用当年的名词术语。比如，当年官场中彼此称谓就很复杂也大有学问。古人有名、字、号，别人不能直呼其名，不同身份的人对同一人的称呼也不同，这本已相当复杂，还要有官称、尊称，着实令人蒙圈。以高拱为例，他字肃卿、号中玄，河南新郑人。他担任首相时，有称他“玄翁”者，又因首相也称元辅，有称他“元翁”者，有呼为“新郑”者，也有门生以“师相”称之。总之，不会直呼首相或元辅，当然更无“首辅”之称。那个时代官衔，尚书、侍郎、给事中等等，对今人来说本已生僻，而当时官场又每每以周礼中的官职比附之，如呼兵部尚书为大司马；或约以尊称，如呼总督为制台或军门等等。为保持历史真实，总体上使用当时的名词术语，同时兼顾读者的接受度。比如，内阁里，高拱和张居正谈到应天巡抚海瑞，如果按照当时的习惯，就会说“海刚峰”或“刚峰”，读者哪里记得住海瑞号刚峰？小说中索性就让他们直呼海瑞了。

      时代背景。十六世纪中叶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在大航海和文艺复兴两轮驱动下，西欧跨过了转型的门槛。同时代的中国也具备了向近代迈进的条件，史学界有晚明大变局之论,甚至有“隆庆开关（解海禁）”乃中国近代史开端之说。此时的大明帝国，与开国初期已大异其趣，商品经济繁荣，文化早已突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藩篱而走向多元，社会生活也变得活跃，历史即将进入拐点。但官僚队伍萎靡、贪腐、守旧，国家机器已锈迹斑斑，运转失灵，犹如一艘硕大破旧的航船陷进泥沼难以自拔。小说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换言之，这部小说是站在大历史维度，以明朝官场亲历者的视角，讲述当年发生的故事，重现转型前夜那段犹暗乍明、朦胧躁动的历史。我期盼着，通过解析官场中人种种行为背后的制度、文化、心理动因，在广延的时间和空间中，完成对人治社会“官人”暨读书人的价值追问，使公平、正义、理性之光，照进历史的时空隧道。

      高拱其人。对高拱这个人物，我有一个认识过程。随着研究的深入，深感这是一位非常了不起而又不幸被埋没的人物。他的超前意识不为当世所知，如果后人再不认可，对历史上杰出人物来说，就太不公平了。高拱是一位站在时代前面开风气的人物，他锐志匡时、肩大任而不挠，给因袭萎靡、积弊丛生的老大帝国带来清明刚健新风，又以忠诚、干净、担当著称。隆庆皇帝称赞高拱精忠贯日，贞介绝尘；养气极其刚大，为众人所不能为，有不世之略，建不世之勋。高拱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在旧机体上注入了新基因，他所主导的对蒙古实力最强大、对大明威胁最大的俺答部的封贡互市，使长城以外的北疆名正言顺地成为大明的组成部分，从而为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巩固奠定了基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惟如此，高拱是有可能引领中华号航船驶向新航道、实现转型的杰出政治家。重新审视高拱的执政理念、施政举措、关键时刻的抉择，当代学者认为中国在明末实现转型的条件，高拱都在不期然努力创造中。高拱不仅是一位能干的有谋略的政治家，他还有着过人的理论勇气，也是一位博学精虑的思想家。最难得的是，高拱致力于移风俗，身体力行，试图以手中的权力和自身垂范，扭转官称中普遍存在的贪腐、结党、奢靡、虚饰等邪气，即使明知被阴谋包围，也坚持堂堂正正，按牌理出牌。他力推一个“公”字，公平、正义，在传统文化中，在帝制时代的官场，是最稀缺的。

      但是，由于以下原因，高拱长期被埋没：一是高拱执政时间短暂。二是清朝有意压低高拱。高拱破格选用张学颜巡抚辽东，指授方略，大挫努尔哈赤之外祖父、建州女真首领王杲，取得“辽左大捷”；高拱又以改革边政、扭转被动挨打局面著称，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朝心虚，对涉及明朝边防之事讳莫如深，甚至下令毁禁了高拱的《边略》一书。三是清朝官修《明史》受王世贞的影响大。高拱得罪了当时的文坛领袖王世贞，王世贞的史著对高拱评价很低，《明史》基本上照搬了王世贞的《高拱传》。此外，近年来，一些文人为抬高张居正，有意压低高拱。

      高拱与官场那套厚黑学格格不入，他洞悉制度弊端又脱离不开制度的制约，这是他在官场难以持久立足的主要原因。高拱需要恢复历史本来面目，他的历史地位应该是很高的，他的执政理念、施政举措、关键时刻的抉择，虽不为时代所理解和接受，却不期然顺应了历史潮流，这都是值得重新认识的。

       我无意塑造高大上的英雄。毋宁说，在刻意避免美化或丑化任何人物。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从古至今，变化最小的是人性。历史小说是写历史上的人的，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都有七情六欲。历史上找不到完人，也很难说有一无是处的坏人。至少，在这部小说里，读者看到的，都是人，承担多重角色而又在既定制度规制下的人，他们的一切善举恶行，都能从人性中找到动因。写作过程中，我时常泪流满面。我想，这是因为我在写人，为他们的喜怒哀乐所触动，为正义得不到伸张而惋惜，为窥见到的人性中的幽暗而痛心！

       喧闹浮躁的时代，手机替代书本的时代，写书、读书，都是件难得的事。尤其是以极大代价、写作洋洋百万字的历史小说，不是基于某种情怀，是很难下决心的；如果不能得到多方支持、帮助，也是很难完成的。这里，我要衷心感谢高拱研究专家、九十高龄的岳金西老先生和他的公子岳天雷老师，他们为我提供了大量基础性资料，也经常交流高拱研究的动态；文学评论家、诗人，中国作家协会的何向阳同学，经常给我鼓励、指导；文学评论家、作家、人民日报的李舫校友，给予我诸多具体帮助；河南省黄帝故里研究会、新郑市有关领导，尤其是高林华会长，对我的写作给予极大关注和帮助；朋友禹成豪、石瑾瑜二位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此，向他们表达诚挚的谢忱！

    2018年4月30日，郭宝平于北京·大慧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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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

       高拱去世六十六年后，满洲入主中原，建立大清。又过了二十九年，乃康熙十二年，六部衙门接到一张禀帖，是前朝大学士张居正幼子允修之孙、荆州府生员张同奎呈进的，但见上写着：

     温纶出自圣朝，先帝之洪恩广被；微功掩于仇口，故相之幽迹堪怜。乞布仁慈，削史诬、革戏嘲，以维直道，以作尽荩。
     原来，早在前朝天启二年，户部左侍郎等合词为张居正请恤，经朝议，认为张居正辅政十载，功不可泯，准复原职，予祭葬，谥号酌改，房屋未变价者准给子孙奉祠居住。崇祯十三年，皇上又下旨复张居正子弟原官。但朝野仍视张居正为权奸。坊间流传的私家所著前朝史书，将张居正与严嵩并列奸臣传，称他“残害忠良，荼毒海内，乃奸人之雄，忘生背死之徒，包藏祸心，倾危同列，狗彘不食其余！”坊间广为流行的戏剧《朝阳凤》，把张居正刻画为大奸巨贪，极尽嘲讽挖苦之能事。荆州张家后人越发抬不起头来。张同奎一气之下，赴京上书，乞求朝廷削史诬、革戏嘲。
      此时的礼部尚书是熟知前朝掌故的龚鼎孳。他是崇祯年间的进士，授兵科给事中。李自成攻入北京后，他投降大顺军；清军入关后，再降多尔衮，被原职留用，目下颇得皇上赏识。他接到禀帖，差人答复张同奎，朝廷正在修《明史》，届时一定给张居正辩诬，戏剧《朝阳凤》，朝廷必下旨，严劈其戏板，永不许做；又请他将家中收藏的先祖史料呈于朝廷，以备修史之用。
      修史诸臣得江陵张家所献史料，阅览一遍，感慨系之：“世人对居正甚恶，可史家不能意气用事。神宗初年，居正独持国柄，后毁誉不一，迄无定评。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遂以此基调修成张居正传。
      与此同时，在长达近百年的修撰《明史》过程中，对高拱的评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高拱的著述里，充斥着“鞑虏建彝”这样的字眼，且其靖边之功最为昭著；但大清忌讳“虏”字，皇上甚至下令禁毁高拱关涉边务的著作。无奈之下，见王世贞《首辅传》里的高拱传，几无对高拱功绩的记载，也甚少关涉“鞑虏建彝”，索性将其改头换面照搬过来，搪塞了事。

    2018年1月24日11时16分初稿写成
    2018年2月28日21时48分二稿改毕
    2018年3月15日22时18分三稿改毕
    2018年4月8日17时33分四稿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