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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了整整一天的火车，朱塞佩·科尔特在三月的一个早晨来到一座著名的辽养城市。他得了热病，不过热度很低，照样提着自己的一小捆行礼从火车站步行到医院。

　　尽管朱塞佩·科尔特只是微恙在身，可他还是接受了去著名辽养院就诊的建议。这家医院是专门医治这种疾病的，这就足以保证医生们都是医术高明，业务精湛，医疗器械及设备的合理和卓有成效。

　　朱塞佩·科尔特老远就一眼认出它——因为他在印在传单上的照片见到过，极为眼熟——对它印象极好。这座七层的白色大厦呈规则的凹形，看上去倒像一座豪华宾馆，环绕以绿树繁荫。

　　接受医生的泛泛问诊后，朱塞佩·科尔特住近了第七层，也即最后一层的一间惬意的房间里，等候做更仔细的检查。房间里的陈设明快整洁，就像裱糊店一样。安乐椅是用木头制作的，椅垫套以五颜六色的花布。窗户向最漂亮的市区之一敞开。一切都显得那么宁谧、宜人，叫人放心。

　　朱塞佩·科尔特一屁股倒在床上，拧亮装在床头的小灯，开始阅读随身带来的一本书。一会儿，一位女护士走了进来，问他有何吩咐。

　　朱塞佩·科尔特倒不需要什么，可他乐意向这位小姐问长问短，打听疗养院的情况。从谈话中，他知道这家医院独有的特点。病人依照病的严重程度被送往不同的楼层。第七层，最高的一层，专供最轻微的病人住。病不大碍事，却又不可以掉以轻心的病人，住在第六层；第五层的病人就相当不轻了；以下每低一层，病就加重好些；住第二层的病人，已是沉疴在身，病入膏肓；躺在第一层的只好等死，绝无生的希望。

　　这种独特的体制，除了最大限度地提高服务效率外，还使轻度病患者可能免除邻近重病号的痛苦呻吟的打扰，保证每一楼层保持同一种气氛。此外，治疗也能依照病情按部就班地进行。

　　于是，病人被分成七个渐进等级。每一层楼本身就如同一个小小世界，有其特别的规章制度，有其独具一格的传统。既然这一门类交给不同的医生，于是就形成了不尽相同——尽管差异微乎其微，但精确得入丝入毫——的治疗方法，虽然院长给疗养院规定了统一的基本方针。护士出去后，朱塞佩·科尔特觉得热度已经退了，走到窗前，向窗外望去，倒不是为了欣赏城市的风光，虽说对于他来说，景色的确是新奇的，而是希望透过层层窗户瞧见楼下几层的病人。由于建筑呈凹形，故而容易作这种观察。朱塞佩·科尔特尤其集中注意力于第一层的窗户，那些窗户看上去是那么远，只能眺望。可是什么有趣的东西也没看见。大部分窗户被凝固不动的灰色百叶窗严密地遮住。

　　科尔特发现从他那一层紧邻的一个窗户露出一张男人的脸。两个人对视良久，彼此逐渐发生兴趣，可是一时找不到打破沉默的话茬。还是朱塞佩·科尔特壮着胆子说：“您也是才来不久？”

　　“呵，不，”那一个人说，“我来这儿快两个月了……”停了片刻，不知道如何继续这一谈话，于是补充说：“我在往下瞅我的兄弟呢。”

　　“您的兄弟？”

　　“是的，”陌生人继续解释说，“我们一块儿进来的，说来也奇怪，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一日不如一日，我想他现在该下到第四了吧。”

　　“什么第四？”

　　“第四层楼，”那个人说，语气里充满了怜悯和恐惧，差点没把朱塞佩·科尔特吓出一身冷汗。

　　“到第四层真的好么可怕吗？”他审慎地问。

　　“啊，上帝，”那个人一面说，一面慢慢地摇头：“谈不上失望，但也庆幸不得。”

　　“这么说，” 朱塞佩·科尔特还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语调里夹杂着一股玩世不恭的从容不迫味道，如同谈到不涉及自己的悲惨的人，“假若第四层事情就这么严重，那么该把哪号病人送到一层去呢？”

　　“啊，快断气的人才被送到一楼去。那么医生只好干瞪眼，神甫们却忙个不停。当然……”

　　“可是一楼只有极少数的病人。” 朱塞佩·科尔特插话，他得出这个结论的理由是，“几乎所有的房间都是关着的。”

　　“现在的确只住着少数几个人，可是今天早上人数不少呢，”陌生人回答，脸上闪过一缕微妙的苦笑，“哪个窗户的百叶窗垂下来，保准哪里刚死了人。你没看见吗，楼上各层的窗户板都是敞开着的？请原谅，”说着，他慢慢缩回身子，“我开始觉得冷了，我该躺到床上去。祝您福星高照……”

　　那个人从阳台上消失了，用力地关上窗户，然后室内的灯光亮了。朱塞佩·科尔特仍呆呆地站在窗前，眼睛盯住第一层楼垂下的百叶窗。他用病态的注意力死死地盯着它，脑子里尽力想象在可怕的第一层里的秘密丧事，那里的病人是注定要死的；当知道自己离那一层是那么遥远时，心里不由地涌出一种宽慰的感觉。这里，暮色笼罩住整个城市。疗养院的上千窗户次第明亮起来，打远处瞧去，人们还以为是座灯火辉煌、过着节日的宫殿呢。只是深渊底层的几十个窗户仍是黑洞洞、阴森森的。

　　医生的初诊结果让朱塞佩·科尔特放宽了心。他平日养成了向更坏处揣度事情的习惯，因而这次在心里早作好了听到严肃判决的准备，假若医生宣布说，必须把他交到更低的楼层去，他准不会心惊肉跳的。事实上，热度并无消退的迹象，尽管身体叫的状况还是好的。相反，医生对他讲的话既热情又令人鼓舞，医生对他说，他的身体虽有不好的苗头，但属头痛脑热的轻微病，两三星期后，就会跟没事一样。

　　“那么，我留在第七层吗？”听到这儿，朱塞佩·科尔特焦急地问道。

　　“那是当然！”医生回答，用一手在他的肩上友好地拍了几下，“你想会往哪儿去呢？也许是第四层不成？”他笑着问，那神情像在谈一个十分荒唐可笑的设想。

　　“还是住这儿好些，这儿好些，”科尔特说，“你知道吗？人一生病，总爱胡思乱想，总爱往坏处想。”

　　事实上，朱塞佩·科尔特留在一开始就指定给他的那间房子里。他开始认识医院的一些同伴。在少得可怜的几个下午晨，他被允许从床上站起来。治疗严格地进行着，使用一切办法以使他迅速痊愈，不过他的身体一点儿也没有发生变化。

　　过了将近十天，七层的护士长出现在他的面前。纯粹出于友好的考虑，她请求他帮个忙，明天一位夫人带着两个孩子要来医院，紧挨他的房间的两间病房是空着的，还缺第三间房子；能否请科尔特劳驾转移到另一间同样舒适的房子里去呢？

　　朱塞佩·科尔特当然没有什么为难之处，对于他来说，这间房子或那间房子都是一样的，说不定会碰上一位更温柔甜蜜的护士呢。

　　“我衷心感谢您。”护士长微微一鞠躬说，“我坦白地承认，一位像您这样的人，有如此豪爽热情之举，我是不会吃惊的；假若您不反对，一小时后，我们就准备换病房了。啊，对了，我们得搬到下一层楼去。”她声音轻轻缓地说，就如同谈一件绝对无关紧要的事情。“非常抱歉，这几天本楼层再没有空病房。不过这种转移绝对是临时的。”看到科尔特从床上一骨碌坐了起来，张口正要抗议，她赶紧解释说，“绝对是种临时安排。一旦有一间病房腾出来，我相信两三天后你就能重返楼上了。”

　　“我向您坦率地说，” 朱塞佩·科尔特笑着说，为了表白他不是个任人摆布的孩子，“我坦率地对您说，这种搬来搬去的做法，我一点儿也不喜欢。”

　　“可是搬动不是出于任何医疗原因，我很清楚您想说什么。麻烦您挪动一下完全是出于对那位不愿意和其孩子们分开的夫人的友好……行行好吧，”她补充说，哈哈笑个不停，“您可千万别往坏处想！”

　　“也许吧，” 朱塞佩·科尔特说，“可这好像是个不祥之兆。”

　　就这样，科尔特下到第六层。虽然他相信调房和病的恶化并无内在联系，但思想上仍感到在他和正常的健康人世界之间隔着一道障碍。在作为进口港的第七层，还有同人类社会发生接触的某种方式，它甚至可以被认为几乎是我们熟悉的那个世界的延续。可是在第六层，就已经进入到医院的真正的躯体的内部了；医生、护士和病人的思维方式业已略有不同。在这一层，已经允许接纳真正的病号，尽管病情还不是那么严重。

　　在同邻近的病号、医务人员的初步谈话吧，朱塞佩·科尔特发现，在这一层人们的心目中，第七层实在是种玩笑，只配让那些业余病人住，只配给一些出于古怪念头想尝尝住院滋味的人住，从第六层开始，才算货真价实的病人。

　　无论如何，朱塞佩·科尔特弄懂了，要想回到上一层，回到因他的病的特点而住过的位置上，还会遇到些麻烦。要想回到第七层，他必须设法让复杂的机构运转起来，虽说那只不过是举手之劳。毫无疑问，如若他自己不开口，谁也不会想起来把他送回上一层，“差不多健康人”的一层呀。

　　因为朱塞佩·科尔特盘算决定不拿他的权利让步，不向习惯的人甜言蜜语让步。他对楼层的病友强调，他同他们住在一起，只不过是短短的几天，是他主动搬下来的，方便一位夫人，一旦腾出空房，他就回到上头去。旁人听他津津乐道，心里却不感兴趣，言不由衷地附和他。

　　朱塞佩·科尔特从新医生的判断里为自己所持的信心找到了充分的证据。医生也承认，朱塞佩·科尔特有充足的条件返回第七层；他的病情绝——对——轻——微，医生一字一顿地说出这个结论，以加强他说话证据的分量。可是末了，医生认为在第六层，朱塞佩·科尔特将能得到更好的治疗。

　　“别净说些无谓的病，”当他讲到这儿时，病人断然地插话，“您对我说过的，第七层才是我的位置，我要回到上头去。”

　　“谁也没有反对呀，”医生重申，“我只不过是提个纯粹而简单的建议，不是大——夫——的，而是——知——心——朋——友的建议！我对你再说一遍，你的病极轻极轻，要说你一点儿病也没有，也并非言过其实，虚假之词。不过照我看来，由于病理的某种很大的扩张性，它又和同类的病症有所不同。让我加以详细阐述：病的强度很弱，可又能认为极广。细胞的破坏过程。”在他可怕的叙述里，朱塞佩·科尔特生平第一次听到这个怪新鲜的名词。“细胞的破坏过程绝对刚刚开始，也许根本就没开始，然而趋向于，我只是说趋向于，同时在机体内四处扩散。单单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你可以在第六层得到更有效的治疗，这儿的治疗方法更加典型，更加认真。”

　　一天，　有人告诉他，疗养院的院长同其合作者们作了长时间的磋商后，决定改变现行的划分病的方法，每个病人的级别——这样说吧——下降半度。这样，每一层的病人将按其严重程度分为两大类（完全由各自的医生按绝对内部的比例进行划分），病情较重的一半由院方指定转移到更低的一层。例如，第六层的病人的一半，即病症稍重的，必须搬到第五层去；第七层不那么轻的一半则下到第六层。听到这个消息，朱塞佩·科尔特大喜过望，如此这般，经过大动荡后，他重返第七层是顺理成章的。

　　当他同护士谈起他的这一愿望时，他反而吓出一身冷汗。他确实要作转移，但不是第七层，而是更下一层楼。护士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把他稀里糊涂地划分到第六层更严重的一半里头去了，因此他只得屈居第五层了。

　　惊魂稍定后，朱塞佩·科尔特心里涌出一股怒火，大喊大叫起来，痛骂他们的欺骗行为，他压根儿不愿听到向下转移之类的话，否则，他宁愿打起背包一走了之，权利归权利，医院的管理不能如此厚颜无耻地无视医务人员的诊断报告。

　　他正吵吵嚷嚷，走进来一位医生，想平息他的怒火。他建议科尔特安静下来，假若他不愿意热度上升的话。医生解释道，他太曲解了医方的意图，至少是部分曲解了。他再次承认第七层是朱塞佩·科尔特的位置，假若回到那么，那确实是得其所哉。不过，就他的状况而言，医生又加上一句，他的看法又略有不同。尽管是私下制度。总而言之，由于病理的各种表现，他的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也可能被认为是没有变化的。然而他本人无法解释何以把科尔特阴差阳错地划到第六层较低的一半内。也许是那天早上，院长办公室秘书打电话向他询问朱塞佩·科尔特的详细病情，秘书记错了；也许院领导有意对他的判断略作“加重”处理，虽然他一向被认为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但心肠太软，于过仁慈。末了，大夫忠告科尔特千万别心神不定，要心悦诚服地接受向下转移的决定，别滋事生非，胡乱抗议；要紧的是医治疾病，至于在何处安顿是次要的。

　　关于治疗，大夫继而说，朱塞佩·科尔特没有任何可是抱憾的，下面一层的医生理所当然更富有经验，技高一筹；至少在院领导看来，越往下，大夫的医道越高，这几乎成了规律，房间也更舒服，更气派。视野同样开阔，保是从第三层以下，视线被周围的大概所遮挡。

　　朱塞佩·科尔特晚上发了高烧，听着他合情合理细致入微的辩词，听着听着，身子渐渐感到困乏。末了，他发现他没有力气，甚至根本没有对不正确的转移作进一步反抗的愿望。在没有提其他抗议的情况下，他顺从地被送到楼下一层去了。

　　来到第五层后，朱塞佩·科尔特感到唯一的，尽管少得可怜的宽慰是，他知道无论是医生护士，还是病人，都公认为他是本层里最不严重的病人。总而言之，在这个环境里，他能长时间地被认为是最走运的人。然后，另一方面，一想到现在有两道障碍把他和正常人的世界隔开，心里便格外忧伤凄凉。

　　他的病情好像没什么变化。在第五层停留三天后，他的右脚上生出了一片湿疹，没有迹象会在几天的工夫内消失。医生对他说，这一疾病和主为病患绝对不相干；这种不适也能出现在世界上最健康的人身上。为了能在几天之内根治，需要作y射线强烈治疗。

　　“这里没有y射线放疗吗？” 朱塞佩·科尔特问。

　　“当然有，”医生满心高兴地回答：“我们医院里样样齐备。只有一样不如意……”

　　“什么事？”科尔特感到一种不祥之兆。

　　“不过是譬如而已，”大夫纠正说，“我只是想说，放疗设备搁在第四层，我劝告您别每天上下楼跑三趟。”

　　“这么说做不了放疗了？”

　　“炎症不消除，您最好下到第四层去。”

　　“算了吧！” 朱塞佩·科尔特气不打一处来，忍不住叫嚷起来，“我下得够多了！我宁愿死掉，也不到第四层去！”

　　“正如您相信的，”为了不激怒他，医生温和地说，“可是作为主治医生，我禁止你每天下三次楼。”

　　不妙的是，湿疹非但没有逐渐消失，反而一天天增多。朱塞佩·科尔特坐卧不安，在床上翻来覆去，辗转难眠。折腾了整整三天，直到他屈服为止。他自觉自愿地请求医生对他进行放射性治疗，并送他下楼。

　　到了楼下一层，科尔特暗自庆幸，注意到他代表一种特例。第四层的其他病友一个个的的的确确病得够重的，连一分钟也离不开床。他真了不起，在护士的赞扬声和啧啧称奇的惊叹声中，从房间步行到放射室。他向新大夫坚持强调他的极特殊状态。一个确实有权留在第七层的病人，却被错误地下放到第四层。湿疹一好，他就要求回到上头去。

　　这一回，他绝对不允许找任何借口，他将合法地呆在第七层。

　　“第七层，第七层！”大夫微笑地喊道，刚刚给他瞧完病，“你们病人总是夸大事实！只有我才是第一个能您应当对您的情况感到高兴的人；据我从诊断书上看到的，您的病情并没发生太大的恶化。但是，这和谈论的第七层——恕我直言——之间还有某种差别！您不是那么令人担忧的病人之一，这我确信无疑，但不管怎么说，您总是个病号呀！”

　　“这么说来，这么说来，” 朱塞佩·科尔特脸色骤变，“您准备把我送到几层去？”

　　“啊，上帝！这可不好说，我只不过看了您一小会儿的病，我要想取得发言权，我至少必须观察您一个星期。”

　　“好吧，”科尔特坚持说，“您总知道个大概吧。”

　　为了让他安静下来，医生假装沉思片刻，然后点点头，表示同意，慢慢地说：“啊，上帝，瞧，我们正要满足您呢，可是我们终究只能送您到第六层去！是的，是的，”他补充说，好像为了说服他自己似的，“第六层可能很适合。”

　　大夫满以为这样会让病人开心的。然而惊恐的表情在朱塞佩·科尔特的脸上迅速扩散。病人发现最后几层楼的医生都在欺骗他；眼前这位新医生，显然是位更能干，也更诚实的医生，可他心里的意思是显而易见的——不是送他去第七层，而是第五层，也许低于五层！这种始料未及的失望之情摄住他的心。当晚，他的热度一个劲上升。

　　在第四层楼过一段时间，是朱塞佩·科尔特进入医院以来度过的最平静的一段时间。大夫非常富有同情心，体贴人，热情，他常常几个小时地漫无边际地闲聊。朱塞佩·科尔特也乐意攀谈，极力把话题引到谈论他的律师生涯和见多识广的阅历。他极力说服自己用属于健康人的行列，仍然和事务纷繁的世界联结着，仍对公共事务真心地感兴趣。他努力谈着，却走不出疾病这个圈子。谈话常常又回到病上来。

　　一定要让病情好转的愿意，使朱塞佩·科尔特着了魔似的。如果说射线能稳住皮肤病，使其不继续扩展的话，遗憾的是却不能彻底除根。每天，朱塞佩·科尔特跟医生长时间地谈论这种病。谈话中，他尽量使自己表现得健康，但是这反倒显得滑稽、忧郁，强打不起精神来。

　　“大夫，请告诉我，”一天，他说，“我的细胞的破坏过程怎么样了？”

　　“嗬，多难听的话！”大夫开玩笑地指责他，“您从哪里学到的这个词。这不好，这不好，尤其对于一位病人。我永远不愿意从您口中听到类似的话。”

　　“那好吧，”科尔特提出异议，“您这么说，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马上回答您，”大夫热情地说，“细胞的破坏性过程，就拿您可怕的表达方法来说吧，在您的身上，微乎其微。但我还是试图把它确定为顽固性的。”

　　“顽固，您是说时间很长？”

　　“您别拿话套我没说过的话，我只是说它顽固而已。此外，这类病例大都如此。症状即使很轻微，常常也须进行强有力的长时间治疗。”

　　“大夫，请您告诉我，大概需多少时间我才有好转的盼头？”

　　“需要很长时间。对这类情形作预测真够困难的……不过，你听着，”思考了一会儿，大夫接着说，“我看出您真心渴望痊愈……如果不怕让您生气的放，您猜我会向您提出什么建议吗？”

　　“讲吧，讲吧，大夫……”

　　“好吧，我对您挑明问题的实质吧。考虑到这种尽管很轻微的病症的奇特性，要是我，一来到这个也许是最好疗养院，我就会从第一天起，从第一天起，您明白吗，让人把我分配到最低的几层之一去，甚至把我送到……”

　　“送到第一层去吗？”科尔特强作笑颜面提议说。“呃，不，不至于第一层！”医生嘲讽地回答，“这不会的！可是放到第三层或者第二层，是无疑的。在较低的几层里，治疗好得多，这点我向您保证，设备更齐全，功能更强大，医生也更精干。您知道谁是本医院的灵魂吗？”

　　“不是达蒂教授吗？”

　　“对，达蒂教授。正是他发明了这里施行的一整套治疗方法。他是整个设施的设计者。不错，他，导师，这样说吧，他就在第一层和第二层之间，在那里施展他的领导才能。可是我向您保证，他的影响超不过第三层；人们说，三层以上，他的命令就不那么灵了，而是各行其是；医院的心脏是在下层，要想得到良好的治疗，需要下到底下去。”

　　“可是，总而言之，” 朱塞佩·科尔特用发抖的声音说，“您是建议我……”

　　“我补充一件事，”医生镇静地说，“我补充说，对您的特殊病情，还得注意除根。我相信，您的小毛病不碍大局，然后有害，时间一长，会抑制您的精神。您知道，要想彻底治愈，保持平静是何等重要。我给您施行放射治疗，只取得一半结果。原因何在？也许纯属偶然，但也可能射线的强度不够大。不错，在第三层的放射设备功率更强，治愈您的湿疹的可能性会更大。然后，您没看见吗？一旦病症有了好转的势头，就算迈出了最困难的一步。当病情开始好转时，就很难倒退。当您真正感到好一些时，那时候任是什么东西也难以阻挡您上升到我们这里，或者甚至上得更高，视您‘好转’的情况，你会上升到第五层，第六层，我敢说甚至第七层……”

　　“可是您相信这会加速治疗吗？”

　　“勿庸置疑。我已经对您讲过，要是我处在您的位置上，我会这么做的。”

　　大夫每天都在朱塞佩·科尔特的耳朵里灌输着这类谈话。终于，被湿疹折磨得苦不堪言的病人决定遵照医生的建议去做，尽管他打心底不愿下去，但还是转移到楼下去了。

　　在第三层，他很快注意到，无论是在医生，还是护士中，弥漫着一种特殊的愉快情绪，尽管在这儿治疗着更令人担心的病人。他甚至还发现，这种愉快的气氛一天天浓厚。他出于好奇心，在同护士建立起了一点信任关系后，向她问道，大家为何如此快乐？

　　“哎呀，您还蒙在鼓里吗？”护士回道，“三天后我们去度假呀。”

　　“怎么，你们去休假？”

　　“当然。十五天。第三层要关闭，所有的医护人员去休假。各楼层轮流休假。”

　　“病人呢？你们打算怎么办？”

　　“既然病人相对的少，两个楼层合二为一。”

　　“什么？你们要把第三层和第四层的病人放在一起吗？”

　　“不，不，”护士更正说，“是第三层和第二层，这儿的病人得下到楼下去。”

　　“下到第二层？” 朱塞佩·科尔特惊得面如土色，像死人一般，“这样，我得下到第二层去？”“当然，当然，这有什么稀罕的？十五天后我们回来时，您就回到这个房间来。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值得可怕的。”

　　相反，朱塞佩·科尔——一种本能的不详之感使他警觉起来——害怕得浑身发抖，双腿打颤。可是鉴于不可能阻止医务人员休假，相信用更大的放射线治疗，会是不幸中的万幸——湿疹几乎全消失了——他不敢就新的转移提出正式反对。他对护士们的讽刺态度视而不见，他只希望在他的新房间的门上挂一块牌子，写上“三楼的朱塞佩·科尔特，过渡性暂住。”这一类事在疗养院的历史是没有先例的。可是医生并不表示反对，他们像，像科尔特这样神经质的人，正在火头上，犯不着顶牛，即使是个小小的反对，也会激起严重骚乱的。

　　说到底，是等十五天，一天不多，一天不少。朱塞佩·科尔特以固执的急切心情开始扳起指头计算天数，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地呆坐在床上，眼睛直愣愣地盯住家具，第二层的家具虽不如上几层的家具那么现代化，但尺寸更大，线条更为严肃庄重。他不时竖起耳朵听，好像听到从下面一层——垂死者的一层，“被判死刑者”的一层——传来分明的痛苦挣扎的呻吟。当然，所有这一切令他泄气。最小的平静好像有助于加重病情，热度又要上升，轻度虚弱变成弱不禁风。从窗户里，——现在已是盛夏，窗户几乎总是敞开的——再也看不见鳞次栉比的屋顶，也看不见城市的房子，只有墙壁，围绕着医院的树的绿色。

　　七天后，大约下午两点，护士长带着三名护士，推着一辆装有轱辘的小车闯了进来。“做好了搬房子的准备吗？”护士长问，声音里有一种好意的戏谑。

　　“往哪儿搬？” 朱塞佩·科尔特吃力地问，“这是开的什么玩笑？第三层的医护人员不是不定期得一个星期才回来吗？”

　　“什么第三层？”护士长问，好像根本没听懂似的，“我奉命前来送您到第一层去，瞧！”说着，抖出一张印好的表格让他看，表格正是由达蒂教授签署的，意思是上他转到下一层去。

　　朱塞佩·科尔特吓得流汗，怒不可遏，不停地大吼大叫起来，怒吼声在整个楼层震响。“别急，别急，行行好，”护士们请求，“楼层里还有身体不好的病人呢。”但是要他平静下来谈何容易。

　　最后，领导本楼层的医生慌忙跑来，他是个极热情又很有教养的人。他询问原因，看了一眼单子，叫科尔特动怒的缘故。然后，怒气冲冲地转身对护士长宣布说，全搞错了，他根本没做出这种安排，好久以来，就存在不能容忍的混乱，他对此一无所知，蒙在鼓里……末了，跟他的从属人员如此这般讲了一通后，语气热情地请求病人务必多多包涵，宽谅其咎。

　　“不过，遗憾的是，”医生接着说，“遗憾的是达蒂教授一小时前刚动身去作一次短期休假，两天后才回来。我绝对抱歉，可又不能违抗他的命令。他会第一个对此深表悔恨的，这我可以向您保证……竟出了这种鬼岔子！我真弄不清是怎么搞的！”

　　这会儿，一阵令人怜悯的颤栗使朱塞佩·科尔特的身子摇晃起来，自我控制能力不翼而飞。恐惧压倒了他，就像吓唬住一个孩子。他开始呜呜地哭起来，悲惨的哭声震动了房间。

　　由于这可怕的错误，他来到最后一站，在垂死者这一层里，从病的严重程度上看，照最严肃的医生判断来看，他也有权利被安置在第六层，如果不是第七层的话，事情弄到如此荒唐的地步，朱塞佩·科尔特有几次真想放声狂笑。

　　他躺在床上，夏天下午炎热逐渐移到大城市的上空。他从窗户里望着树叶的绿色，有一种置身于非真实世界的印象，这个世界是由消过毒的方砖砌成的荒唐的墙，由死一样冰冷冷的过道，由没有灵魂的白色的人形构成的世界。甚至他的脑子里出现这样的感觉，他通过窗户好似发觉树也不是真实的，当他注意到树叶纹丝不动时，他甚至信服了这个判断。这个念头弄得他忐忑不安，赶紧摇铃叫护士，让送来床上用不着的近视眼镜。只有在这时，才稍觉宽心；戴上近视眼镜后，他才能辨别出那是真正的树，树叶不时被轻柔的风吹动。

　　护士出去了。这是片刻的宁静。六个楼层六堵可怕的墙，由于形式上的错误，整个楼房以不可触摸的重量压在朱塞佩·科尔特的身上，要等多少年，是的，正是必须想到年这个时间计算单位，他才能再次升到那个悬崖的边缘？

　　为何房间突然昏暗下来呢？要知道现在仍然是下午。朱塞佩·科尔特觉得被一种稀有的麻木感僵死了，他使出全身的力量瞧着床头柜上的钟。三点半钟。他把头转向另一边，看到护窗的百叶窗服从神秘的命令，慢慢地垂了下来，阻断了光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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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小传

          

     Dino Buzzati（迪诺·布扎蒂）（1906-1972），意大利家喻户晓的作家，被誉为“意大利的卡夫卡”。他诡奇独特、鬼斧神工的艺术特色，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在看似虚构荒谬的故事里，其实蕴含发人深省的深层思考。他擅长深刻的描绘人物、命运、欲望，罗织魔幻、秘密的笔法，甚至挑战理性的事实，让幻想成真。而其恣肆放纵的笔调，表现人的心灵状态及难以逆料的奇异，充满趣味，更令人震撼。布扎蒂的作品主要是短篇小说集，如《七位信使》(1942年)、《史卡拉歌剧院之谜》(1949年)、《那一刻》(1950年)、《垮台的巴利维纳》(1957年)、《六十则短篇》(1958年，获同年斯特雷加文学奖)、《魔法演练》(1958年)。而《山上的巴纳伯》、《老森林的秘密》两书则奠定了布扎第道德寓言作家的名声。《鞑靼人沙漠 》(获1950年Halperine Kaminsky奖)确定了布扎蒂的文学地位，为他博得了“意大利的卡夫卡”之名。一九六六年短篇小说《魔法外套》及两年后问世的短篇小说精选集《神秘小店》，可说是他神秘、幻想风格的代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