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藏-集锦」阅读智慧:孙犁读书随笔「两」篇

读《东坡先生年谱》  「 1 」

  王宗稷编,在“东坡七集”卷首。

  一

  此年谱字数不多,非常简要。记述精当,绝不旁枝。年月之下,记东坡居何官,在何地曾作何诗文,以相印证。东坡诗文,多记本人经历见闻,取材甚便。诗文有不足以明,则引他人诗文旁证之。余以为可作文人年谱之楷模。

  二

  据年谱:苏东坡二十一岁举进士;二十五岁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二十六岁授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判;三十岁判登闯鼓院,直史馆;三十四岁监官告院;三十六岁,因与王安石不和,通判杭州;四十岁,通判密州;四十二岁,知徐州;

  四十四岁移湖州。

  此间出事,年谱云:是岁言事者,以先生湖州到任谢表以为谤。七月二十八日中使皇甫遵到湖追摄。按子立墓志云:

  予得罪于吴兴,亲戚故人皆惊散,独两王子不去,送予出郊曰:死生祝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予家,致之南都。又按先生上文潞公书云:某始就逮赴狱,有一子稍长,徒步相随,其余守舍皆妇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书,州郡望风,遣吏发卒,围舩搜取,长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曰: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焚之。

  耕堂曰:余读至此,废卷而叹。古今文字之祸,如出一辙,而无辜受惊之家庭妇女,所言所行,亦相同也,余曾多次体验之。

  然宋时抄家,犹是通过行政手段:有皇帝意旨,官吏承办,尚有法制味道。自有人提倡和尚打伞以来,抄家变成群众行动,遭难者受害尤烈矣。司马相如死后,汉武帝令人至其家取书,(是求书不是抄家。)卓文君言:相如无书也,有书亦为人取去。所答甚得体,有见识,不愧为文君也。朱买臣之妻尤有先见之明,力阻其夫读书,不听,则与之离婚,盖深明读书无益,而为文易取祸也。此两位妇女,余甚佩服,故曾为两篇短文称颂之。

  四十五岁责授黄州团练副使。五十一岁哲宗元祐元年,入侍延和,迁翰林学士,知制诰。——这是苏东坡一生中最得意的几年,曾蒙太皇太后及哲宗皇帝召见,命坐赐茶,并撤御前金莲灯送归值所。

  耕堂按:这在旧日官场看来,是一种殊荣。但令不喜官场的人看来,这不过是妇人呴呴之恩,买好行善而已。

  五十四岁,出知杭州。五十七岁在颍州。五十八岁再入朝,任端明、侍读二学士。五十九岁,即绍圣元年,又不利,出知定州、英州,再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过虔州,又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即过海矣。六十三岁在儋州。六十六岁,放还,死于常州。

  耕堂按:“安置”即管制。后之“随意居住”,即解除管制矣。

  三

  纵观东坡一生为官,实如旅行,很少安居一处。所止多为驿站、逆旅、僧舍,或暂住朋友处,亦可谓疲于奔命矣。其官运虽不谓佳,然其居官兴趣未稍减。东坡幼读东汉书,慕范滂之为人,为母所喜,苏辙作墓志,及宋史本传均称引之。

  可知其志在庙堂,初未在文章。古人从不讳言:学而优则仕,因士子于此外,别无选择。如言:学而优则商,在那时则不像话。既居官矣,则如骑虎,欲下不能,故虽屡遭贬逐,仍不忘朝廷。

  东坡历仁、英、神、哲、徽五朝,时国士日蹙,财政困难,朝政纷更多变,虽善为政者,亦多束手,况东坡本非公卿之材乎。既不能与人共事,且又恃才傲物,率意发言,自以为是。苏辙作墓志,极力罗列其兄政绩,然细思杭州之兴修水利,徐州之防护水灾,定州之整顿军纪,亦皆为守土者分内之事,平平而已,谈不上大节大能。此外,东坡两度在朝,处清要之地,亦未见其有何重大建树。文章空言,不足据以评价政绩也。

  远古不论,中国历史上,在政治上失意而在文学上有成者:唐有柳宗元,宋有苏东坡。柳体弱多病,性情忧郁,一贬至永州,即绝意仕途,有所彻悟。故其文字,寓意幽深,多隐讳。苏东坡性情开放,乐观,体质亦佳,能经波折,不忘转机,故其文字浅近通达,极明朗。东坡论文,主张行所当行,止所当止,并以为文止而意不尽,乃是文章极致。然读其文章,时有激越之词,旁敲之意,反复连贯,有贾谊之风,与柳文大异。然在宋朝,欧公之外,仍当首选。其父与弟,以及王安石、曾巩,皆非其匹。以上数人,在处理政事上,皆较东坡有办法,有能力,因此也就不能多分心于文学。人各有秉赋、遭际,成就当亦不同。

  苏东坡生活能力很强,对政治沉浮也看得开,善于应付突然事变,也能很快适应恶劣环境。在狱中,他能吃得饱,睡得熟;在流放中,他能走路,能吃粗饭。能开荒种地,打井盖屋。他能广交朋友,所以也有人帮助。他不像屈原那种人,一旦失势,就只会行吟泽畔,也不像柳宗元,一遇逆境,便一筹莫展。他随时开导娱乐自己,可以作画,可以写字,可以为文作诗,访僧参禅,自得其乐,还到处培养青年作家,繁荣文艺。然其命运,终与柳宗元无大异,亦可悲矣!

  四

  《宋史本传》,全袭苏辙所作墓志铭,无多新意,唯末尾论曰:

  呜呼!轼不得相,又岂非幸欤?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

  还是有些见解的。

  1991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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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旷达

文言

      吾始至海南,環視天水無際,淒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為一笑。戊寅九月十二日,與客薄飲小醉,信筆書此紙。

——蘇軾《在儋耳書》

白话

       我自从来到这海南岛,每天环顾这无边无际的大海,伤感地说:“我什么时候才能离开海南岛?”思索片刻,又豁然开朗:其实天地都在积水之中,天下九州在这大洋之中,中国在小海之中,每个人其实从出生那刻起都在这岛上。如果把一盆水倒在地上,地上的小草便浮在水上,蚂蚁趴在这草叶上,茫然失措的不知道会飘向何处。一会水便蒸发干了,蚂蚁从草叶下走掉,看见其他的蚂蚁,哭着说“我差点就见不到你们了。”殊不知,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却柳暗花明又一村,出现了四通八达的大道。想到于此,便欣然一笑。戊寅九月十二日,与客人饮酒微醉,于是将此时的感受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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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朱熹传》记    「 2 」

  我现在读的《朱子文集》,是丛书集成中的正谊堂全书本,共十册。清康熙年间张伯行编订。我另有四部丛刊本《朱文公集》,也是十册,是根据明刊本影印的。两相对照,张本删去的东西很多,主要是诗和奏议。他所编入的书信回答,都是关于性理之学的论辩,所录少量杂文,也都是与理学有关的。张伯行是清朝的理学家,用各取所需的方法,编辑了这部文集。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此曾加以严厉评讥。

  这样编辑的文集,当然是有很多缺点的。不过,商务印的这部丛书集成,书版小巧,印刷清楚,校对也算精审,读起来很方便。而我那部四部丛刊本,因为是缩印,字体有些模糊,老年人读起来费力,只好作为参考之用,束之高阁。

  张本前面附有朱熹本传。

  熹生于建炎四年。成名很早,年十八贡于乡,中进士第。

  但官一直做得不顺利,有人为他统计,“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九,考立朝仅四十日。”主要是因为他的主张,与当时的朝论不合,皇帝不肯重用他。淳熙六年,朱熹上疏言事,皇帝读了大怒说:“是以我为亡君也。”宰相赵雄言于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则人之誉之益众,无乃适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长而用之,彼渐当事任,能否自见矣。”上以为然。

  这是宰相替他说了好话,救了他。历史上常有这种例子,有人自以为忠,向皇帝直言进谏,结果惹得皇帝大怒,闯下杀身大祸,这时就常常有人,从旁讲这一类好话,使言者转危为安。不然,这也要看在什么时候,遇见什么皇帝。南宋之时,国家偏安,人材为重,注意影响,皇帝的脾气也好些。

  如果遇到的是清朝雍正乾隆那样的“英明之主”,就不听这种劝告。他们要想对付哪一个人,是先收集能使此人名声扫地的“材料”,或是动用酷刑,叫他招承一连串耸人听闻的罪状。

  这样一来,就是杀了这个人,他的名誉也不会再在群众中存在了。

  因为朱熹赈济灾民有方,皇帝称赞说:“朱熹政事却有可观。”可见他还是有一些实际工作能力的。四部丛刊本的文集中,就保留了不少他从吏时的文书。

  但他是继承周、程之学的,不甘心做地方官,而是想把他心目中的道统,推行于天下。他屡次上书,都是不合时宜的话,既惹得皇帝厌烦,也得罪了不少权贵。于是他的下场,就和他的前辈程颐一样了。

  先是吏部尚书郑丙上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后来监察御史陈贾又对皇帝说:“臣伏见近世道学,其说以谨独为能,以践履为高,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若此之类,皆学者所共学也,而其徒乃谓己独能之,夷考其所为,则又大不然。不几于假其名以济其伪邪?”

  这样,政府开始禁止他的学说。

  后来因为他得罪了韩胄,韩竟诬他“图谋不轨”。把他和他学生,定为“伪党”、“逆党”,有人还上疏“乞斩朱熹”。

  此时,他的“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邱壑,依阿巽懦者,更认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别其非党。”这种情景,和十年动乱中有些人的遭遇,何其相似!也可以说是够悲惨够凄凉的了。他活了七十一岁,死后才得平反。

  我对朱子的学说,因为缺少研究,不敢妄加评议。但我尊重这位学者,我买了不少他的著作。除了两种文集外,寒斋尚藏有《朱子年谱》一部,他辑录的《三朝名臣言行录》和《五朝名臣言录》各一部,《近思录》一部。此外还有《诗集传》和《论语集注》等。

  他的一生,除去极力宣传他的正心诚意的学说,还做了很多有价值的学术工作,古书的整理集注工作。不过我也有些管窥之见,以为:孔子的学说,本来是很实际的、活泼的、生动的。孔子的言论,很少教条,都是从经验得来,从实际出发,以启发的方式,传给弟子。因此能长期不衰,而为历代帝王所重。而性理之学,把圣人的学说抽象了,僵化了,变为教条,成为脱离实际的意识活动,一般人既难以理解,难以领会,做起来也很困难,没有一定的标准。因此,也就常常与追求实效、习惯变通的政治,发生抵牾和矛盾,作为点缀还可,要想施之行政,就不为政治家所喜欢了。

  1984年9月15日读《宋文鉴》记《宋文鉴》,国学基本丛书本,共十六册。卷首有周必大的序。他说:“文之盛衰主乎气,辞之工拙存乎理。”又说,“天启艺祖,生知文武,取五代破碎之天下而混一之,崇雅黜浮,汲汲乎以垂世立教为事,列圣相承,治出于一。”

  第一段话,是表明他对文章的看法;第二段话,说明宋自开国以来,在五代长期兵荒马乱之后,在文化典籍的废墟上,做了很多重建、修整和创造的工作。北宋时,他们编辑了几部大书,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广徵传引》,使得一些古书内容得以流传。司马光等人,又撰写了一部历史著作《资治通鉴》。历观各个朝代,在整理历史文化方面,宋朝的成就可说是最突出的。以上这几部大书,寒斋有幸,都已购存插架。因为有这个传统,南渡以后,他们还编辑了这一部《宋文鉴》,规模虽然不及以上各书,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也算很不容易了。

  此集所选,断自北宋,周必大提出衡选标准:

  古赋诗骚,则欲主文而谲谏;典册诏诰,则欲温厚而有体;奏疏表章,取其谅直而忠爱者;箴铭赞颂,取其精悫而详明者。以至碑记论序书启杂著,大率事辞称者为先,事胜辞则次之;文质备者为先,质胜文则次之。

  《宋文鉴》一共一百五十卷。是吕祖谦编辑的。他选文的主张是:

  国初文人尚少,故所取稍宽。仁庙以后,文士辈出,故所取稍严。如欧阳公、司马公、苏内翰、黄门诸公之交,俱自成一家,以文传世,今姑择其尤者,以备篇帙。

  或其人有闻于时,而其文不为后进所诵习,如李公择、孙莘老、李泰伯之类,亦搜求其文,以存其姓氏,使不湮没。或其尝仕于朝,不为清议所予,而其文亦有可观,如吕惠卿之类,亦取其不悖于理者,而不以人废言。(卷首《太史成公编宋文鉴始末》)

  他这些话,对编辑断代文学总集,是值得参考的,是合理可行的。

  这部书的编辑,是由宋孝宗提起,由宰臣荐举人材。吕祖谦受命以后,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就编成了。因劳致疾,皇帝存问赏赐,并加封官爵。

  历代编辑大部头书籍,都是由皇帝出面,委派大臣领其事,并组织书局,对编辑人员,待遇优厚,事成之后,都论功行赏。这也是历代皇帝对知识分子的一种团结使用的方法。

  朝野上下,都把这件事情看得非常隆重,参与者以地处清要,感到光荣。宋之编辑上面提到过的几部大书,明之编辑《永乐大典》,清之编辑《图书集成》,《四库全书》,无不如此。但有赏也有罚,不称职或弄出差错,都受处分。

  《宋文鉴》的规模小,又在偏安之时,并无其他编辑人员列名,可能就是吕祖谦一个人在那里干。后来清朝编辑《四库全书》,总是用一些皇子、大臣领衔,不作实事,空得名誉。

  但既是奉敕编书,在圣旨下办事,还是郑重其事,要负一点责任的。

  不知为什么,写到这里,一下子联想到,三十年代良友编印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是由书店聘请几位权威作家,分担各个文体的编选工作。其工作方式,是由书店先把有关材料送给编选者,由他亲自选好,然后作一序文,置于卷首,说明他编选的尺度和对已选各篇的评价。序文都写得非常认真精彩。例如鲁迅编选的小说二集,就是如此。编选者都亲自下手,用了很大工夫,注入了很多心血,有强烈的热情和责任感。书店投入的人力并不多,几乎是赵家璧一个人在那里跑上跑下。但书印得很成功,成为一代文献。

  近几年来,各地编辑文学总集之风,又盛了起来,或以时代分,或以文体分,这自然是好现象。但常常不是由出版社出面,而是由一个什么编委会出面,这个编委会,自然都是名流,人员众多,机构庞大。但做实事的人好像不多。所需材料,常常不是自己去找,而是通知作品有可能被选的作家提供,有时还要求提供单面的印件,附带填写履历表,作品发表年月等等。主编者不直接从原始材料选稿,而是经过下面的人层层上交,最后定稿。这还能看出主编的取舍吗?有的甚至委托地方选稿,然后汇集上报。有的干脆请作家自选。

  这样一来,委员们岂不与过去那些空列头衔的太子太保,没有多大区别了吗?

  这是编选方面的大概情形。至于出版周期之长(一般出版社,出一本书,正常周期是一年零六个月,有的要三年四年不等),校对之不负责,装订之不善,铅字的模糊,排版的不整齐等等技术问题,就先不用去谈,等待改革吧!

  考察一下历史,一代文化成果的大小有无,常常与那一朝代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态度有直接关系。当前,国家正在大力改善知识分子的待遇,我们应该负责地出版一些从内容到形式,从质到量都是第一流的书籍了。

  1984年9月17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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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最具影响力、知名度和历史地位的知识人在传统意义上基本不是科技领域中表现突出的那些人,比如张衡、沈括、苏颂、朱载堉、徐光启之类,而多是诗词曲赋文或者文史文化领域成就非凡的人物。「张衡作为文学家在后世的知名度其实更高;沈括因为《梦溪笔谈》而闻名后世,书中记载有不少的科技成果和科学洞见,但《梦溪笔谈》更多地是作为综合杂糅的文史名著而为人所看重,作为科学巨匠的沈括跟同时代的苏轼相比,在民间并没有多少人望,甚至因为可能参与过陷害苏轼的事情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科学家的声名得不到一点尊崇;苏颂如果不是当过宰相,处事公允,也许都没人知道他;科技史学家对朱载堉推崇备至,作为明代王孙子弟,不去从政,却在那里写鄙弃功名利禄的讽刺诗作,纵然才学盖世,从官方到民间明清以来又有几个人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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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传统,是延续数千年而未衰的文治的官员的上层的贵族的礼乐文化的修养涵容的境界的世家的传统。却有政治人物或政治势力试图彻底改变它,却仅收到一时的奇效。但最终还是没能跳出传统文化的磁场。为什么今天还要将传统文化这一看似过时的字眼再次提出,甚至提倡恢复呢,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有人感觉到它居然是维持某种社会稳定,让一个朝代长治久安的秘诀。迄今,还没有真正找到可以替代传统文化,比它更久远和更具生命力的存在。因为时间也远远不够,几十年或一百年能赶得上数千年吗,显然不能。如果真的完全丢掉这个东西,不仅独有的千年文明濒临断绝,而且,独树一帜、另搞一套与几千年完全不同风格的,比如一个彻底物质化、物欲化、技术化、西方化的朝代还可能面临自行崩塌的危险,因为它的存在意义会遭到某种程度的质疑,自身的、历史的、上天的,会造成一个与前面所有时代朝代都无历史逻辑关联的尴尬局面。举例来说,为什么历朝历代都无比重视祭天,因为天这个字太重大太重要了,每一个新的朝代都要视前朝为正统,不能因为前朝的消失而贸然否定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表示本朝是天命所归,是华夏文明中的一系,是继承前朝的文明延续,举头三尺有神明,不祭天,上天如何能感知到你的诚意呢,无视天、不要天,维系你的一系统治的历史原因是什么呢,那就会说不清道不明。举头三尺没有神明,没有任何顾忌,最后反倒会非常顾忌,会感觉心有惴惴,仿佛失去了安全感,惶惶不可终日,就像一个意图摧毁、破坏、异化、叛变、离家出走、折腾不已的叛逆子孙想要重投传统文化这个真正温暖强大的慈母的怀抱中一般,非如此不得安宁、不能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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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犁,有点谐音疏离,这个词预示着某种可贵品质。虽然他是共系的作家,但却是其中比较独特的一位,或者说不能单纯地把共系这个标签简单地贴在他身上,尤其他晚年的文字更让人觉得他是有超越性、反思性的一位知识人,是列入华夏文明系列而无愧色的文人,而绝非极左的或到如今时代仍然冥顽不灵、大吹大擂某种运动合理性或对树立的集权神偶「对这些人而言仍然巍然矗立在神坛上,而非人坛上」极尽歌功颂德、溜须拍马「包括变相、变形的」之能事的那种文人。我之所以把孙犁的文字从浩如烟海的现当代作家文字中拣选而出,也是觉其人品清贵。虽然他有较大局限,比如直到身故都可能没闹明白人文灾难发生的根本原因何在,而归咎于人祸中的小人作祟,一则完全忽略了,爪牙终归只是爪牙,臂膀终归只是臂膀,而绝非主脑、主导或主谋,二则对西来学说创立者的真面目没有多少真正了解,而仍抱着某种纯真的信念和信仰,甚至以为它可与中华文明实现有机统一,实现一种中国化,殊不知两者是不太兼容的——譬如中国的东方的哲学不是“形而下”的物质学术,又如中国先民数千年来大都是有神论者,又如它极力主张的斗争和恨不是传统文化的主流核心,但是却非常契合国民劣根性中人性恶「“红眼”病」的胚芽。

相关参考

「  《民國古典建筑学家林徽因墓碑被砸,有人提议修缮,为何她的儿子梁从诫却不愿修复? 》  」

「  文物专家:内地近20年文物破坏程度比文格时严重 」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

「 希特勒为人类作出的最大贡献是什么?有人会问,希特勒还会有贡献吗?不但有贡献,而且有巨大的贡献。那就是反面的经典,提供历史的前车之鉴,让人类更加珍视和平,避免人类社会以后重复走上这样的失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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